的会杀了蒋吗？”
《字林西报》记者李德立的想法代表了上海很多的西方记者，虽然英美对华苏宣战，不过除了少部分英美记者，其余很多记者都选择了留下，他们未必认同共产主义，但是长期的东方生活，对于这个国家的变化，他们是很有兴趣报道并见证的。
而且，在上海解放到开国大典再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亲眼见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政权建设，一步步改造民族资本，以国家的投资建立起新兴的工业产业，同时在金融领域、教育、民生等各个方面都树立起了自己的风格，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实践，既区别于旧时代，又与他们师从的苏俄有所不同，共产党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，并在适当的时候，加入国有资本，并没有像苏俄那样以暴力的方式加以攫取，在完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，共产党依然保持了对制度的建设，这是他们敢于留下来的底气，当然，并不能排除某些人的别有用心，不过在没有掌握确实的证据之前，我党也不会动他们。
《大美晚报》社会版主编、记者朱惺公与他站在一起，问言说道：“听听上海市民的呼声，假如共产党真有杀蒋之意，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，通过这几天的庭审，难道还看不出来，蒋的罪名有无数的证据坐实，他跑不掉了。”
德国记者汉斯 希伯同意他的看法：“我看过他们出示的每一项证据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都是果府的原始档案。”
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愤然道：“蒋政权腐败我们都知道，没有想到他们一点都没有做错的觉悟，这样的电文，堂而皇之地存在档案室里面，这是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？”
瑞士记者瓦尔特 博斯哈德摇摇头：“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换句话说，这样的屠杀，对于他们而言，是非常正常和常用的手段，太可怕了，我原以为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已经赅人听闻，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难以让人原谅，现在看看果党的做法，这一切都太小儿科了，他们才是种族灭绝的小能手，超出了人类所能想像的底限。”
长达7个月的国家审判，让这群西方记者大开眼界，原来司法还能这么搞，虽然是对前政权的清算，但是共产党并没有一味地搞屠杀，而是让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审判，每一个判决都以大量的证据做为支撑，至少表面上体现了法制的公平，就连西方人也说不出什么不对。
他们为此事发出了大量的报道，只要不是有意诋毁政府的，共产党基本上都给予了放行，因此，他们更觉得自己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政府。
很快，他们停止了讨论，因为新一轮的审判开始了，被告依然一副死不开口的样子，由他的辩护律师全权代答，对此，西方人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，很明显，共产党给了他说话的机会，是他自己不愿意回答，至于为什么？
在那些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拿什么来狡辩呢？
“时间来到了民国20年（1931年）9月，我们都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了什么，当日寇的铁蹄踏进白山黑水之时，被告却带领着绝大部分的华夏国防力量，在南方清剿共产党的的根据地，就连当时的共产党政府都提出了北上抗敌的主张，他们呢，被告打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口号，坚决不允许对日作战，甚至不允许提到“抗日”这两个字，因为被告的不抵抗，东北五省大片国土沦丧、三千万百姓成为亡国奴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据此，我们对被告控以“汉奸罪”。”
史良已经恢复了冷静，一扬手：“请法庭传召1号证人。”
第一千一百一十九章 抗日有罪（一）
“抗议！”
朱斯芾没等证人入席便提出抗议，雷经天问道：“辩方律师有何疑义？”
“众所周知，我的当事人在抗战期间带领全国军民浴血奋战，其中包括了共产党的队伍，彼时，你们是公开承认了他的国家领袖地位，抗战中我军经历数次大战，政府从南京，先迁武汉、后迁重庆，始终未曾屈服，何来“汉奸”一说，若是单指民国20年，东北、华北皆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所辖制，中央对其并无多少约束之力，公诉方也说了，我的当事人正在南方剿匪，与东北之失有何关系？“918”之后，人人皆知张学良乃“不抵抗”将军，他自己也从未否认过，请问公诉方，是否有嫁祸之嫌呢？”
史良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是与不是，问过证人之后，自有分晓，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”
朱斯芾无奈，只能看着证人入席，史良问道。
“证人报上姓名，来历。”
“鄙人荣殝，河北人氏。”
“民国20年7-9月间，证人在何处任职？”
“彼时鄙人在奉天，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一职。”
““918事变”发生时，你是否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？”
“是，彼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由少帅兼任，他长期驻节北平，奉天之事由我全权负责。”
“请介绍一下事变发生的经过。”
荣殝回忆道：“我记得那天夜里很晚了，我在熟睡中被副官吵醒，他告诉我接到城外的北大营独7旅参谋长赵镇藩报告，声称日本人发动进攻，不像是挑衅，询问该如何应付？”
“你怎么答复？”
“战前少帅便有明示，如遇日军挑衅，绝不可反应过激，一定要抱忍耐退避之方针，盖因此方针乃是委员长亲令，早在8月16日，委员长便发来电报，称：东北边防军未必采取不抵抗政策，竭力退让，避免冲突，千万不要“逞一时之愤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，希转饬遵照执行”等语。”
“这封电文你们都看过吗？”
“是的，少帅出示电文时，很多东北军将领都看过。”
史良说道：“该电文原稿下落不明，不过我们有其他佐证，包括人证和物证，可以证明该电文的真实性，证人请继续。”
荣殝继续说道：“于是，我便根据少帅的指示，向北大营部队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。”
史良马上传召了2号证人，东北军起义将领赵镇藩和王铁汉。
“证人报上姓名。”
“我叫赵镇藩，时任独7旅参谋长。”
“王铁汉，那阵子在独7旅620团当团长。”
史良说道：“二位都是事件的亲历者，请问日军发动袭击时，你们向长官部请示，得到了什么答复。”
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荣殝，后者心虚地低下头，赵镇藩首先发言。
“电话是我打的，参谋长，就是荣殝告诉我们，不准抵抗，不准动，把枪放在库房里，挺着死，大家成仁，为国牺牲。”
会场上一片大哗，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听到关于“918”事变的真实经过，王铁汉补充道。
“大约10点多钟，小鬼子摸上来，营里毫无准备，又不准开枪，几个哨兵就被鬼子活活扎死了，他们看到我们不抵抗，干脆也不开枪，挺着刺刀往营里冲，见人就扎，老子这辈子就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，几百个弟兄啊，活活被鬼子一刀刀捅死，狗日的，老子不服，在团部往旅部打电话，赵参谋长说荣参谋长传达少帅的指示，坚决不准反击，要死就挺着死，老子不信又给城里打电话，荣殝这个老小子说什么？他竟然说：对进入营房的日军，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，谁惹事，谁负责。”
赵镇藩沉着脸说道：“就这样，不到一千的小鬼子，把我们一个旅5000多人击溃了，除了死伤的，大部分都逃进了奉天城，小鬼子占领了北大营，马上用我们自己的大炮轰炸奉天城，操他娘的，荣殝你个狗日的，故意不准我们抵抗，又投降当了汉奸，你不得好死！”
荣殝大声喊冤：“我是奉了少帅命令，他严令不准抵抗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样的仗，你们以为我不窝囊吗？这个狗屁民国政府，毫无骨气，我一气之下才投了敌，说到底，也是那个人的锅，自古未有边防军不准守边的道理，蒋某人为了消除异已，不惜牺牲东北之国土，你们恨我，不如恨他更有道理。”
史良马上反驳：“那也不是你投敌当汉奸的理由，不过他有一句话没说错，始作甬者，其无后乎？东北军丢了东北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蒋某人，他可以明正言顺地拿下东北军，解除这支对他威胁最大的地方武装，只是苦了东北的百姓，沦亡8年，这笔帐算到谁的头上呢？”
朱斯芾马上反驳：“没有实据证明，是我的当事人下令不抵抗的。”
“那我们就让证据来说话吧。”
史良拿出第一份证据：“这是时任军委会秘书长的张群，于8月24日发给被告的电文。”
“电文是这样写的：特急，南昌蒋总司令钧鉴，密，群接汉卿电称，“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，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（彼方谓为满蒙），势甚积极，不可终日。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疏，终鲜效果，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，荷蒙鉴誉，转呈总座，至深佩感。近数日来，情况益紧，……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，现已揭开面目，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。似此情形，恐非退避所能了事。弟为此事，日夜焦虑，我兄卓识尽筹，对日外交研究有素，当此危急之时，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，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。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，能解决者即解决之，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。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，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，是为釜底抽薪之计。总座明烛，几先对此必有良谋，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，指示遵行，不胜企祷。”
她念完后申请传召第4位证人，张群之前就出过场，一直等在休息室里，这次上庭可谓轻车熟路。
“证人，这份电文有印象吗？”
“有，这是张汉卿托我转呈蒋总司令，也就是被告的，当时他正在南昌前线督战，战事有些不利，东北又出乱子，我记得那天他大发脾气，连陈布雷先生都没好脸色。”
“复电呢？”
“没有，他让我自己回复张汉卿，意思还是那个意思，不要给日本人以口实，忍耐为上。”
史良又拿出一封电文：“情况越来越紧急，到了9月8日，也就是事变的前十天，张学良直接将电报发到了南昌，原文如下。”
“限即刻到，不得停留，南昌总司令蒋钧鉴，密，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，百计寻事，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。近为中村失踪之事，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，语多挟制，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，显有借端侵略状态。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，良不能亲自